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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我们还可以注意明代的和尚憨山德清的理解，其注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云：言我始与友时，将谓是有道者也。

我们还可以注意明代的和尚憨山德清的理解，其注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云： 言我始与友时，将谓是有道者也。

矫饰过实，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乱也。如前已讨论的，蒙学教材代表的儒学常识化，意味着其对天地万物、人间现象的诠释力世所公认，足以指导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遂得成为公共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疏解除东晋徐邈、梁朝皇侃和陈朝沈文阿外，其余皆为北朝至隋经师。有必要强调的是，在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白虎通》中，几乎所有王者为治的设施名物，从爵谥名号、祭祀礼乐，到设官分职、政教征诛、三纲六纪等，均被定论为出于圣人而归原天道。《汉书·盖宽饶传》载其宣帝时上封事： 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即从经常引用的史料看，《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儒宗传·序》述汉末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魏文帝登位后在灰炭中重建洛阳太学，至明帝时仍颓而不振： 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像钟会这样家世教养出类拔萃的士人，少已熟诵五经、晓其训解，继再研习深造而问四方奇文异训，故其后来亦好老庄、玄谈，可谓自然而然。

凡此皆移一时风气，示来者轨辙，历数百年而愈受推重，为经学史上不容略过的大节，又尤足见其时经学根本不是衰落，而是成就甚巨。显然，问题不在于对各时期思想观念和学说、理论的采英撷华，而在于上列概括透过了普遍现象而精辟独到，却不免因为求其俊逸而不辨牝牡。困穷、永终在其上下文中是表示运终数绝的凶辞，但何晏等所撰《论语集解》释《尧曰》此数语并不取《尚书》，而是据东汉《张侯论》传人包咸的《章句》，解作祝福勉励的吉语。

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大逆不道……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总数约200件的敦煌儒经残卷中，有近10%为六朝写本。遂以合乎人性、法乎自然的形上之道为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使合理的名教秩序得其根源、知其所归而通其滞碍，以消除人格化天道意志易被曲解的理论缺口。可见东汉后期确有诵习《孝经》《论语》的乡村小学，所体现的正是一段时期以来习经年龄段下降的态势。

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显然也是借老、庄所说，以阐名教失本适足以为矫伪饰恶之具。

导致这种错觉的症结，除自承汉学正宗的今文家或朴学立场影响外，恐怕还是因为视经学为无用甚至有害的诸多近现代学者，对古文经学所以兴起并代表汉魏以来经学发展主流的问题兴趣乏乏之故。再就其质而言，仅魏晋时期即有《易》之王弼注阐明义理，自标新学，一改以往《易》学的象数传统。到《颜氏家训·勉学》篇，述当时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所述正始以后人尚玄虚，为儒盖寡，与《晋书·儒林传·序》的渲染相类，可见其确为唐初总结魏晋思想学术的官方口径。

这也证明魏晋以来并未出现经学中衰跌落的鸿沟，而是展示了一代代儒生继续汉儒未竟之业，不断开拓经学前沿的壮阔场景。故今文经学渐趋凋零不能等同于经学衰落，也不能说是汉学衰落。（通计亡书，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以其通计亡书之数，较之《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六艺略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共增加847部、4167卷，其中大部分皆古文经学之流。刘师培持论与之不同，1905年其撰《经学教科书》第1册，以第9—15课分论两汉群经之传授，第16—22课分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经学之况。

东晋初梅赜奏上《尚书》孔传，后世虽斥之为伪，却全面总结了汉以来《尚书》学成就，并以篇章完整、训注明晰、弘扬圣王之道尤为系统，终至诸家皆亡而独自流传。但至20世纪，沿此而说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者，则在完全不同的背景、立场、感情和诉求下偏取其说，通盘接过了其所论失实的症结。

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儒学基本理念、准则和有关知识开始被社会广泛认同，从而使之从原来的诸子显学之一，逐渐转化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公共领域普遍适用的一种基本知识。

八岁，诵《孝经》《诗》《论》。在如何看待此期儒学、玄学和儒、释、道关系等问题上，《隋书·经籍志一》经部后叙述经学末流之弊有曰： 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当然北齐熊安生、黄庆，尤其是隋代刘焯、刘炫、李孟悊各自所治，多已兼采南朝经说，故其疏解述义特为孔颖达等重视，除反映了唐初承隋进一步统一南北经学的用意外，也是北朝经学在南北交流和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繁荣的例证。崔氏此书所述大体为东汉乡村之况而有一定的理想成分。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再到曹魏、西晋相继禅代堪称成功，遂为南北朝隋唐历次禅代沿用之故事。

但此时儒学发展、发挥最多的自然不是这类言论，而是极尽强调纲常秩序并将之体系化而归为天道的内容，两者内在是冲突的。这类教材在敦煌一带的流行，可谓儒学常识化至唐已完全巩固下来的标志。

P. 2570《毛诗》残卷正文为六朝书风，其后又有约9世纪前期吐蕃寅年净土寺学士赵令全读为记的题记，似为当时沙州一带寺学所用的六朝旧本。唐初以来确定《五经正义》和四经注疏的取本采择之况，正突出体现了魏晋南北朝经学对于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其所以多取魏晋经本和南北朝各家疏解，也正是其聚集了前人卓见，又随时代递迁而特有所重所长、成就已得举世公认的结果。

这些数字虽有统计误差及分类、著录等问题，其部帙篇卷之况又受到简帛转为纸本等多重影响，仍可反映魏晋至隋经学著述量远超两汉。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

从儒学常识化所代表的社会化程度、古文经学兴盛所代表的经学发展、玄学所代表的儒学前沿讨论和对不同思想理论的兼容并蓄能力等一系列情况来看，魏晋南北朝儒学上承汉代儒学的发展趋势，发扬汉儒基于现实解经阐义的传统，切实拓展了儒学的基础、主干、论域、作用和影响，展现出儒学不断随时代递变而发展的广阔场景。唯有从汉学到宋学，再到汉学复兴为清代朴学之类的概括，仍深刻影响人们对古代思想、学术递嬗脉络的认识。矫饰过实，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乱也。如前已讨论的，蒙学教材代表的儒学常识化，意味着其对天地万物、人间现象的诠释力世所公认，足以指导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遂得成为公共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疏解除东晋徐邈、梁朝皇侃和陈朝沈文阿外，其余皆为北朝至隋经师。有必要强调的是，在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白虎通》中，几乎所有王者为治的设施名物，从爵谥名号、祭祀礼乐，到设官分职、政教征诛、三纲六纪等，均被定论为出于圣人而归原天道。

《汉书·盖宽饶传》载其宣帝时上封事： 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即从经常引用的史料看，《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儒宗传·序》述汉末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魏文帝登位后在灰炭中重建洛阳太学，至明帝时仍颓而不振： 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

像钟会这样家世教养出类拔萃的士人，少已熟诵五经、晓其训解，继再研习深造而问四方奇文异训，故其后来亦好老庄、玄谈，可谓自然而然。凡此皆移一时风气，示来者轨辙，历数百年而愈受推重，为经学史上不容略过的大节，又尤足见其时经学根本不是衰落，而是成就甚巨。

显然，问题不在于对各时期思想观念和学说、理论的采英撷华，而在于上列概括透过了普遍现象而精辟独到，却不免因为求其俊逸而不辨牝牡。先王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汩之以放诞。相传郭象注多袭向秀之说，此条所述背离物性奔驰于仁义而必挠世乱常，寓意与上引王弼说仁德礼义相类。至于其概括的东晋、宋、齐之况，明显是要烘托下文所述梁武帝时文教之盛，与沈约《宋书》述魏晋儒教尽矣而元嘉兴学则有前王之遗典，萧子显《南齐书》称晋、宋儒风不振而齐初复兴，俱为褒扬当今、刻意贬抑前代之说。

魏晋谈玄各家所以聚焦于道，核心就是重新讨论这套名教体系背后的圣人之义和天道本原，并因他们都借《易》理和老、庄学说，修正盛行于世有类神学的天道观，以抽象形上、以无涵有的自然之道诠释圣人所说名教的终极本原，于是也就有了名教与自然这个公认的玄学根本命题。意即圣人所崇仁德礼义的淳厚清正，是以无形无名的自然之道为本才达到的，若舍此本原，徒按一般说教或人格化天道意志为之，则必好恶争竞而邪乱丛生。

另如《庄子·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郭象注曰：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而这当然也及于儒学自身的生态，包括其作为常识化了的意识形态特有的资源优势和同化作用，尤其发展形态与以往作为特定学说之时已相当不同，还包括其思想前沿发生的较多异端、官学读经的颓势难振而私家之学的更趋活跃等。

《老子》第38章王弼注曰： 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